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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强戒所警察高一丈告诉我，这传说是真的。有的犯罪分子制毒就像烧菜，掌控好火候，手还不能抖，因为量很小，一抖容易把毒品“烧糊”了。所以这两年，就有些厨师心存侥幸，去当了毒师。

　　表面上，他是一个菜馆大厨，背地里的身份却是千万制毒师。每天打烊过后，他便被黑帮大佬们护送去安全屋，用一双炒菜的手，做出风靡整个城市毒圈的时髦货。

　　2018年4月，太原一家手擀面家常菜饭馆门口，停下一辆气派的黑色奥迪。马上到中午饭点了，大厨春分却从厨房溜出来，驾轻就熟地钻进奥迪。

　　一路上，春分高兴得忍不住地抖腿，一刻也没停下来。“我从来没坐过那么好的奥迪车，坐在前排，腿都能伸展……我儿子娶媳妇能有这车，跑哪都有面子。”

　　司机把大厨春分放在一家高档宾馆落客的门厅，但他不是来做饭的，而是来赴一场“庆功宴”。

　　路上司机说，春分提纯的毒品在市面上成了“时髦货”，不少老毒鬼为了过瘾，只抽这种。

　　司机告诉春分一个房间号码，说不用敲门，站在门口自然有人给开。酒店走廊的空调温度很低，春分穿着儿子买的黑蓝色短袖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

　　这是个套房，厕所和浴室中间有个反锁的消防门。女人敲了一下，门开了，屋里摆着一圈皮沙发，围着一张自动麻将桌，沙发上坐着五六个人。

　　“春分，快坐下一起耍，吃点你的‘料’，我们都尝过了，真不赖！”吴老板坐在麻将桌前，他个子矮、身体壮实，胳膊把亚麻的衬衣绷得紧紧的。

　　麻将桌上，密密麻麻的几百个塑料小包，都是大厨春分做出来的高纯度土制——圈内人称“黑货”。

　　春分没敢坐下。他手臂上的纹身，年久褪成蓝黑色、歪歪扭扭的“忍”字，跟着手一起摆，“可不敢！老板你是挣这个钱的，我不能瞎害了你的货。再说，我是真忌了，不抽了！”

　　吴老板坐直身体，似笑非笑，“春分啊！咋，害怕我眯了你的钱？和大家一起抽上口，钱短不下你的。”

　　吴老板从麻将桌抽屉里拽出一个牛皮档案袋，起身走来，用胳膊圈住春分的脖子。

　　他见过吴老板的凶狠，就一句话没说对，铁杯子直接甩在人脑袋上，开瓢、见血。

　　“怂货，不抽就说不抽么，我还能逼死你？没吓得你尿湿裤子哇？”老板伸手往春分裆下使劲抓了一把，春分不敢用手挡，本能地撅了撅。

　　“吴总的面子我哪敢不给，你让甚，我绝对没二话，除了这个事......”春分手里把档案袋捏得死死的，陪着笑说。

　　“你点上一下钱，五本，看看对不对？以后可还得指望你。”吴老板往春分脸上吐了一口烟。

　　“不用点，肯定没问题！”春分并不打算真的“赴宴”，他只想拿上钱赶紧走，不想多待一分钟。

　　吴老板取下嘴里叼着的半截烟，火红的烟头朝下用力地按下去，烟头贴到春分皮肤上的“忍”字上——“滋滋”，冒出一缕蓝灰烟雾，一股皮肉烧焦的糊味立即散开。

　　春分今年快50岁了，他皮肤很黑，鼻梁高耸，五官立体，一双眼睛亮亮的，年轻时应该是个帅哥。

　　进入强戒所之前，他表面上是一家农家菜饭店的主厨，可真正赚钱的本事是专门提纯的“千万制毒师”。

　　春分绝对是个好厨子。我吃过春分做的饭菜，除了拿手的，简单炒个辣子白，也比一般人做得可口好吃。

　　48年前，春分出生在晋南一个小农村，村子里穷得没有胖人。他小时候，一年四季都穿一件老旧的灰布衫。天气冷了，母亲就在布衫里填块布，续上棉花，当棉袄穿。等过了冬，再把里子拆下来，棉花和布保存好，当单衣穿。

　　他还总吃不饱饭。肚子饿得不行时，他吃过“炒面”，就是拿刀子在家里土墙上刮出里层新鲜的干土，装在搪瓷碗里，拌上点糖精，就有了味道，做成“炒面”，一口一口往嘴里填，就是“后遗症”太难受，几天“干肠”地拉不出来。

　　还有一次，他见有人担着秸秆走着突然膝盖一打弯，摔个大马爬，过去一扶，春分摸到那人两条腿又粗又涨。这才知道，饿久了是会变成”胖人”的。

　　春分渐渐长大，因为营养跟不上，又黑又瘦。老实巴交的农民父母最怕孩子挨饿，不受饿最好的方法自然就是做厨子，而且春分舅舅就开了家小饭馆。初中毕业后春分就和舅舅学做菜，他脑子机灵又肯下苦水，年纪轻轻就有了不错的手艺。

　　这一年，春分的儿子飞飞上初中，住校，平时见不上，他想趁着还能受苦，给孩子多挣上几年钱。

　　春分是饭店里干活最踏实、最辛苦的，老板答应，一个月只休息两天，能多拿200块钱，他是唯一一个拿到这个钱的。

　　不到一年，春分就从普通后厨干到了主厨，工资从3500涨到4000块出头。他做的晋南风味的卤羊棒骨和蒜泥麻辣串，成了店里的招牌菜。

　　但春分却舍不得花钱。连帮厨都抽8块的红塔山，他只抽烟店最便宜的散花，2块钱一盒，“解个瘾就行！那烟也劲大，挺呛的，抽一根顶一根。”来太原两年，他没给自己买过新衣服，一支牙刷用到毛都炸开了，还舍不得换。

　　唯一一次没用处的消费，就是实在是累得熬不住了，春分趁店里不忙，去附近刺青店里，往胳膊上纹了个“忍”字，25块钱。

　　而春分为了儿子飞飞，却特别舍得“瞎花钱”。每次回家，春分都给儿子买上大包小包，吃的、用的、玩的，“太原城里的小孩，打扮洋气，又见过世面，飞飞不能在这些方面比不上。”

　　春分记得，太原沃尔玛卖文具的货架上有一种笔杆子上带拳击袋鼠的笔，一按后面的按钮，袋鼠就出拳，几个八九岁的小孩边围着看，春分说，“一根油笔十六块钱，真是贵得吓死人！”但还是从货架后面拿了一支崭新的笔买了。

　　春分最喜欢给儿子做酸汤面。瓷碗里盛上手擀面条，浇上酸汤没过面，汤上撒煸香的碎葱花，再打上颗溏心荷包蛋，最后淋上一圈陈醋。小飞飞每次都吃个干净，连暖呼呼的汤都要喝完。飞飞说，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爸爸回家。

　　春分来太原的第三年，老板要开分店，提出让大厨春分“技术入股”。他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觉。当一辈子厨子，还是挣死工资的，永远给别人打工，要是入了股，也就是老板了，以后就不用再亲自炒菜了。

　　2010年春节，春分拿到14万分红，加上工资均下来，这一年月入小两万块，和他一批来太原打工的老乡想都不敢想。

　　然而春分想不到，8年后，当过大厨、小老板的他却把顶尖的做菜手艺用在了提炼毒品上，春分拥有了第三个身份，“毒师”。

　　2018年4月，“庆功宴”的几周前，他接到一个老熟人打来的电话。“老哥，兄弟最近也干买卖了，你饭做得好，有件事要找你帮个忙。这事要能成，钱肯定不会少给你！”

　　老熟人是一起开饭店的合伙人。半年前，春分卖掉饭店股份，重做厨子。春分以为，合伙人想让他去帮忙带徒弟，痛快地答应下来。

　　到了约定日子，春分打车来到太原郊县一个村子。路上，他在脑子里复习着拿手菜的每一道工序，放什么佐料，到什么火候，这些早烂熟于心，甚至形成肌肉记忆。

　　合伙人坐在一辆乡镇很常见的猎豹旧皮卡车里，用手摇下玻璃，招呼春分坐进后排。司机是个精瘦小伙子。“不急，还得走一会，春分，耍点不？”合伙人要从衣兜里掏出什么。

　　春分按住他的手腕，“不咧！我忌挺长时间了。你叫我来给帮个啥忙？咋走这么远？”

　　车在土路上颠簸半个多小时，来到了一处破烂库房，合伙人拿钥匙打开铁门上崭新的链锁，进门后又小心插上门闩。

　　春分随合伙人走进内间，这里要干净得多，一看就刚收拾出来没多久。台子上摆着几个蓝色塑料桶，掉了标签，模糊地印着“助焊剂”。

　　台子上还有一台2000瓦功率的电磁炉，合伙人从板材台下捧出纸箱，掀开报纸，露出一把锅，往电磁炉上一架。

　　这是把好锅，一尘不染，里子是亮亮的银色，没用过几次，只有几道细细的划痕。

　　没想到，合伙人从口袋里掏出两指甲盖大小的透明塑料小包。“春分，不让你做饭，你是厨子出身，能掌住火候，你看能不能把这‘白货’提纯成‘黑货’，就是拿强酸把里头的杂质烧出去。”

　　合伙人接着劝，“肯定不让你白帮忙，无论你烧不烧得成，我都给你拿3000块钱。这包让你练练手，要是能闹成，以后挣钱肯定不止这个数。”

　　春分心里头害怕，他清楚这是见不得人的买卖，被抓住是要住监狱的。他犹豫地说不出线块钱。

　　“放心！这地方绝对安全，来都来了，就闹上一次，以后不想干，我肯定不勉强你，你把要注意啥告给我。今天的钱高低都会给你。”

　　提纯不难，烧锅时，先拿强酸把毒品完全盖住，防止毒品一烫就挥发了。但拿捏火候最难，也最为关键。温度不够，杂质烧不干净，速度慢；温度太高，又会糊锅，昂贵的就彻底报废了。

　　春分把一小包毒品倒在锅底，拿薄卡片小心翼翼地往中间刮拢，电磁炉打着火，预热几秒，就顺着锅壁倒强酸，一点一点没过白粉粉，锅里一下冒出许多气泡，一股臭焦皮子味也散发出来。

　　温度越来越高，气泡开始冒得飞快。春分的手熟练地让锅上下翻飞，时而悬空抬起降温，温度一下降，又立刻放下加热，好像他的手就是温度计，能精准掌握锅内温度。

　　锅里气泡越来越小，20多分钟后，气泡彻底消失了。春分一只手抬锅，另一只手轻轻关上电磁炉，等强酸和毒品冷却下来，才缓缓地放在台板上。

　　春分把锅侧过来，一点点把强酸篦了出去，锅底的“糖浆”熬好了，只留下黑胶色的。

　　春分这才松一口气，甩了甩酸痛的手腕，扭头问，“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？”

　　合伙人哈哈地笑。“哎呀，就是就是！这手艺还是厉害，赶紧歇歇，我们弄了好几次，都做不成，没想到你一次就行！”合伙人兴奋地点起烟，用嘴叼着，给春分也点上一支烟。

　　春分接过烟猛吸两口，神情满足地自嘲道：“做了一辈子饭，我估计到老也没有手抖的毛病。”

　　合伙人掏出3000块塞到春分手上，“以后烧的可比这多多了。给你的钱，保着你满意！”春分没说话，轻轻点头。

　　春分把厚厚一叠钱对折，装进裤子口袋，他一只手紧紧鼓鼓囊囊的口袋，心里又紧张又高兴。

　　这时，春分已经从“技术入股”的二老板又做回了厨子，每个月只有五六千工资，而这半个小时的初次制毒，顶得上自己端半个月炒菜锅。

　　春分从体面的小老板跌回赤贫的厨子，是因为自己和儿子飞飞都染上致命的“瘾”。

　　8年前，2010年春节前夕，春分第一次拿到14万分红那天晚上，老板高兴，请手下人去歌厅快活。

　　这是春分第一次去娱乐场所。房子里的灯太晃眼，晃得人脑袋晕得不行，音响声音也太大，站在那感觉地都震，闹得心慌......老板笑话春分太露怯，直给他灌酒，还叫来几个陪唱小姐。

　　大冬天，小姐露着肩膀，搂着春分的胳膊往身上蹭，春分心里痒痒，但紧张得不敢动惮。

　　小姐问春分，想不想吃瓜子？春分点点头。只见小姐从盘子里抓了几颗瓜子，用牙嗑开，叼在嘴唇上，春分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小姐的唇已经贴到春分的嘴上。

　　“给这两人开上个隔间。”老板叫来经理。春分挣扎了下，冲老板难为情地笑了笑，没说一句话，就被小姐拉进了隔间。

　　等春分回到包间，房间里只剩下老板和两个股东，他们提议去棋牌房，打上两圈。

　　春分摆手拒绝，“不行不行！我喝多了，眼花啥也看不清，你们玩，我打上个车回，明天还要......”

　　“早给你准备好解酒药了！”老板从皮包里掏出一叠锡箔纸片，从一个塑料壳壳里倒出一点白粉粉洒在纸上，“给个面子，明年兄弟们能不能挣钱，还都得指望你了！”

　　春分从没见过，根本不知道那是毒品，他学着三人掏出打火机，往锡箔纸底下烤，上面的白粉粉冒出来黄烟，抬头吸进鼻子里。

　　吸了三五口，春分感觉不在沙发上坐着了，两只脚像踩在棉花上，飘飘忽忽，他分不清脑袋在旋转还是头顶灯在闪，头疼、恶心，一下全消失了，但这么多年吃的苦、受的屈，全部涌上心头。

　　前半生，春分所有心血都给了家庭，他曾经认为，自己的满足只会来自于儿子。如今，身体上的享受激发出难以抵御的欲望，当晚，他就在麻将桌前玩了个通宵，不再担心输赢。

　　“吸毒的开始，也就是人极度自私的开始。”这是戒毒所组织学习时，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。

　　第二天，春分去太原城北的商业街，除了给儿子和媳妇买过年穿的衣服，他走进男装店，买了件人造革皮夹克，不是牌子货，只花了200多块，但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给自己买新衣服。

　　回到家，春分和儿子坐在客厅茶几边上聊天，哪怕飞飞只说一些学校的琐事，春分也笑得合不拢嘴巴，飞飞这年上高二，比春分高出半个头，念书不行，喜欢窝在房间里打游戏。

　　他给妻子放下10万块钱分红。妻子接过钱，憨笑了一整天，“飞飞上大学这些钱就够了。”春分附和着，“不够再说......”

　　“你要上个一两次没问题，你要隔三差五来找我，我可供不起你，这东西不便宜！” 老板说。那晚打麻将时，春分就明白过味儿来，白粉粉就是毒品。

　　但5000块只够春分“享受”两个月。他吸毒越来越频繁，从三五天一次，到后来每天都吸，剩下三万多块，不到一年全花光了。

　　春分不愿再和饭店员工住集体宿舍，自己掏钱租房子，一个月房租一千多，抽的烟也从三五块的，升级成软云烟和太原城里人总抽的“芙蓉王”。

　　而第一次“偷腥”的愧疚感也消失了。春分经常出入洗浴场所，还与一个四川小姐混熟，常带她去住处过夜，几个月就在她身上“投资”了几万块。

　　春分说，正是吸毒教会了他如何享受。租房、找小姐都是他吸毒的“副产品”，但花费最大的还是每天“一小包”的烧钱。

　　从2010年到2017年，那几年饭店生意不错，春分每年收入20多万，却没攒下钱。因为不只是春分的开销越来越大，儿子飞飞也像台碎钞机。

　　飞飞高三时成绩不好，和同学一起到成都上封闭式的艺术培训班，每次交学费就要几万。高考后，春分又托关系让飞飞上了三本学校国际班，一年学费4万块。当时学校说，将来的毕业证和二类本科没区别。

　　2017年秋天，飞飞大学毕业，提出要和同学一起开设计工作室，说有政策支持，能领到政府补贴。春分听不懂，但痛快地拿出10万块钱，满心期待儿子干出一番事业。

　　一个月后，国庆节，春分接到妻子电话，说飞飞把自己圈在屋里，整天扒在电脑前，饭也不正经吃，人瘦了一大圈。

　　春分心疼得要命，飞飞是不是创业遇到啥麻烦事了？揽不下生意还是被别人骗钱？或者，这孩子是不是处对象被踹了？

　　他坐上车飞奔回家，下厨炒了儿子喜欢吃的菜。饭桌上，无论春分怎么问，飞飞总是故意避而不答。

　　凌晨两三点，飞飞敲开了父母的卧室门。他扑通一声跪在父母的床跟前，“我还欠下人家高利贷，40多万。他们每天在我租的房子门口堵我，说我不还，就把我卸了......”

　　原来那10万块钱，飞飞根本没拿去开工作室，是在网上玩赌博游戏，输光了。

　　春分老婆率先爆发了，她衣服也没穿，从床上跳起来，边哭边打儿子。儿子跪着大喊了一声，“打！你们打！反正今天打不死我，就替我把钱还了！”

　　春分瞬间清醒了，这不是梦。他火气一下子冲到了头，抄起床头柜上的台灯，朝宝贝儿子砸过去。台灯摔在了飞飞旁边，发出巨大响声，灯罩碎了一地，飞飞哭着侧身去捡，突然，“砰”地一声，屋里的灯全灭了。

　　春分摸起手机，打开手电筒朝儿子照去，飞飞的手摊开放在腿上，嘴张得老大，吓得发不出任何声音，满手都粘着炸开的黑胶皮，一股焦糊味弥漫开。

　　电线被扯破了皮，飞飞去捡时突然短路了。春分也被吓住了，这时他跳下床一把搂住飞飞放声大哭，“钱我给你还，只要你人没事就行......”

　　第二天，春分找到老板，说母亲得重病，要花大钱做手术，想低价卖掉自己的股份。那时，饭店周围的城中村拆迁，周围破破烂烂的，也没什么生意，老板念多年交情，给了春分十几万现金，这些钱放在买卖最好的年景，还顶不上一年分红。

　　春分抱着钱，跑进银行卫生间，反锁上门，把身上内兜里藏着的“白面面”掏出来，一股脑扔进便池里，猛踩住冲水踏板，足足冲了好几分钟。

　　吸毒得有“富余”的钱，如今钱没了，股份也没了，如果继续吸下去，他只能欠外债，春分下定决心，再不碰毒品了。

　　春分陪飞飞找到债主，讨价还价，用30万还清了高利贷。随后父子俩走进街边一家小饭店，一人点一碗酸汤面。

　　“爸，这面和你做得差远了，只有酸味，没有香味......”父子俩顿时泪流满面。

　　春分托关系给飞飞找个事业单位的临时工，工资不高，扣除保险，一个月到手只有2000多，要经常上夜班。儿子每天按时上下班，周末到艺术培训班兼职当素描老师，赚点外快。

　　2017年开始，太原餐饮行业不太景气，人们手里没钱，在外下馆子的次数少了很多，成批的饭店倒闭。春分应聘到一家手擀面家常菜当后厨，五六千块一个月的工资，还不如之前的三分之一，只够维持生计。

　　因为钱少，生活辛苦又简单，春分没了任何杂念，他像10多年前一样，每天忙忙碌碌，大部分工资交给媳妇。生活恢复了稳定，他与儿子关系也融洽起来，飞飞每天都给春分打电话，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也常在网上给爸爸买几件换季衣服。

　　春分感到知足、踏实、安心，他又开始谋划未来——儿子年龄不小了，等飞飞结了婚，他抱上个孙子，回老家开个小饭店，一家人不图大富大贵，就幸福地在一起。

　　但春分算了笔帐，想给飞飞娶媳妇，得100万。50万在县城买房子装修，20万买个不赖的小轿车，刨去彩礼和三金，办个体面的婚礼，自己这点工资远远不够。

　　在烂库房里，春分只犹豫了一下就决定，要是能成，他就继续干，不偷不抢，凭“手艺”吃饭，挣到100万就收手。

　　他也没想到，第一次制毒就成功了。一个星期后，春分又接到合伙人的电话，“两万块钱的买卖做不做？”

　　“做！”这次春分没犹豫，特意准备了饭店的手提袋，两万块现金可不好往裤兜里装。

　　春分又来到烂库房，土路上停着一辆洗得干干净净的黑色奥迪车，合伙人电话里说，他的老板也来了。

　　果然，春分一进铁门，一个矮壮身材，圆寸头的男人迎了上来，吴老板比春分还矮小半头，衬衣领扣解开两道，露出又黑又粗的脖子。

　　春分听合伙人说过，吴老板是混迹多年的黑社会大哥，开地下赌场起家的，手底下有不少打手。早年，一伙东北人来占场子，打伤了吴老板的兄弟，带头的被剁了两只手的大拇指才了事。

　　春分心里害怕地犯嘀咕，合伙人给他宽心，“为啥那么多人跟着？就是因为吴老板讲义气，你给人家卖命，人家亏待不了你，还替你招想。放心吧，你听话就行，让你干啥你干啥，肯定没事......”

　　初次见面，吴老板的胳膊就搭上春分的肩膀，他力气很大，推着春分往前走，“你就是春分？听说，你一次就弄成了？哈哈哈！”

　　春分躲不开吴老板的胳膊，只好陪笑猫腰走进“厨房”。不大的里间挤满6个人。

　　这次要提纯的足足有第一次的50倍，即便如此，也只有一两，放进锅底只占一点点。

　　春分打起精神，从塑料瓶中倒出强酸，小心翼翼地在电磁炉前操作，这次背后坐着相貌凶狠，琢磨不透的吴老板，春分有点不自在。

　　半个小时后，锅里不再冒气泡，春分把强酸比出来，又剩下一堆黑胶色的毒品。

　　吴老板脸上又堆上笑容，挤得横肉都皱起来，他拧住手里镂花的不锈钢保温杯，嘴里吐出三个字，“好本事！”其他人马上附和起来。春分紧张地干笑两声，“不是不是，我就是做饭的厨子，不算啥......”

　　吴老板拿吃果冻大小的塑料小勺铲起来三分之一的高纯度，送到春分嘴边，“来来来，尝尝自己做出来的料。”

　　春分一下愣住，正想着该如何拒绝，合伙人开口了：“吴总，我之前是说过春分是个抽料子的，不过他刚忌了，不......”

　　后面的话被那只保温杯硬生生砸回肚子，合伙人的脑袋开了花。“用他妈你叫唤了！”

　　吴老板扭过头，脸上还是热情的笑容，但此时春分看来，这笑容透着无比冰冷，让他慎得慌，大气不敢出一声。

　　“真的！我忌了一年多了。再说我挣这点钱，不够抽的，家里老婆孩子还得靠我养活。”春分听见自己的声音都变了，他在饭店里见过打架闹事的，可从没这么害怕过。

　　“没事，忌了咱就好好忌。”吴老板的表情没有变化，把塑料小勺和扔在地上，从皮包里拿出捆着纸带的两沓钱递给春分，一沓一万。

　　那天，春分走进银行，在柜台上把钱汇进一张卡里。这张卡是春分拿儿子飞飞的身份证办的，里有已经有两万三千块钱，是给飞飞将来娶媳妇的钱。

　　春分还不知道儿子飞飞的手机能收到短信提醒——“您的银行卡里已汇入两万元整。”

　　又过了2个星期，春分接到吴老板手下打来的电话，邀请他第三次去“厨房”，这次报酬是五万块钱。

　　中午，春分特意向饭店老板请假，说一个朋友的儿子结婚，他要去参加个酒席。

　　春分坐吴老板的黑色奥迪车到烂库房，吴老板已经在“厨房”等候多时了。而这次合伙人并没来。

　　“你要往出烧的只有白货，这里有300个包包，就是六两。另外300个黑的是假的，等你做好咱往起一掺，混起来卖。”吴老板交代。

　　谨慎起见，春分分了两次提纯，花了整整一个多小时。汗水浸透了他身上的二股巾。他接过吴老板递来的烟，抽了两口，就从口袋里掏出叠好的手提袋，准备装钱。

　　可吴老板却没反应，还在椅子上坐着，顿了顿说，“春分啊，这次没带现金，钱过两天给你，到时候我让人去接你。”

　　春分“嗯”了一声，没敢再多说一句话。他心想，完了！其实他早想到，这活是赚快钱的，长久不了，只是钱没拿到手，心里还是憋屈。

　　但“庆功宴”上，春分又一次当面拒绝了吴老板吸料子的邀请。吴老板面笑心冷，当着众人生生在春分手臂上捻灭了烟头。春分疼得脖子筋抽搐，但恐惧远远超过了疼痛，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心想“啥罪都能受，别把老子钱给拿走就行。”

　　春分心里清楚得很，吴老板三番五次软硬兼施，就想让自己复吸，捏住自己的把柄，作为制毒师一直给他卖命干活。

　　吴老板松开手，“想走走哇......”，春分点头就往门口走去，没想到又被叫住了。

　　“都是自家兄弟，拿上点货回去，我不差你这点儿，你住处留上些，想耍还能抽上点不是？”吴老板咧大嘴笑了，屋里人跟着笑起来。

　　春分不敢再拒绝了，“反正也是值钱东西，指不定还能卖出去咧，来个兄弟朋友，拿这好货也能招待。”春分抓起六七小包装进档案袋里，“少点就行，太客气了，吴总。”

　　春分挂着笑容走出房间，离开高档酒店，虽然胳膊让烟头烫个洞，但他还是很满足，哪怕再烫上十个，也就疼个三五天，可这5万块钱可是实打实的票子，能存进飞飞的户头，受罪也值当。

　　春分看看时间，下午快五点了，拿出手机给儿子打电话，“飞飞啊，你去上夜班了没？吃点饭么？路上骑车子可注意安全。别瞎吃，我没事，就问问你。”

　　春分把5万块钱存进ATM机，还是坐公交车回宿舍，他一只手伸裤兜里，轻轻握着那几小包毒品。

　　赶回宿舍，春分反锁好门，把那几小包“黑货”塞进铁皮衣柜下层的报纸底下。他麻利地换好白色工服，带上直筒高帽子，走进家常菜的厨房。

　　之后半年多，几乎贯穿整个2018年，春分给吴老板干了十几次提纯的活儿。有时候一次能提纯1.5公斤，春分烧菜似的，一锅一锅地烧，从上午一直忙到晚上。

　　春分心里清楚，这事风险大得很，哪怕每次量大、辛苦一些都没关系，也算是降低风险。算下来，春分提纯的毒品大概10多公斤，能卖将近2000多万。

　　春分当了几十年大厨、当了7年老板后，又成了“千万制毒师”，自己一共挣了40多万。

　　吴老板再没强迫春分吸毒，每次两三天之内，“工资”也会拿给春分，但吴老板总会让春分装上几包“黑货”。春分的铁皮柜的报纸下存了不少小包，他一次也没碰过，想都没想。

　　春分距离“100万大计”越来越近。他想到时毒品一次性还给吴老板，也算体面地退出。

　　没想到，一天下午，儿子飞飞突然跑到宿舍来。一见到父亲，飞飞就骂自己是个“灰东西”，还号啕大哭起来，“爸，你把我打死吧，我真的不想活了！”

　　春分给儿子存钱的那张卡，让他在网上耍百家乐花了，飞飞说，一开始挣了不少，结果越来越收不住手，“昨天夜里输的上了头，连本带利的一下全赔进去了......”

　　飞飞发毒誓，“绝对没有欠下一分钱，那张卡里还有3000多，我不敢再动了！”飞飞把卡掏出来递给春分。忙活了半年，卡里只剩第一次制毒的3000块钱。

　　春分带飞飞到高档饭店吃了一顿，又跑到商场，给一家三口人各买了一身新衣服，把钱花得一干二净。这本就不是正道得来的钱，真像吴老板说的那样，“钱烫手，想拿稳不容易。”

　　把儿子送到汽车站后，春分一个人走了很久。这天半夜，宿舍的同事都睡熟打起呼噜，春分躺在宿舍床上，睁着眼，怎么也睡不着，他悄悄地从铁皮柜里掏出一包“黑货”，躲在饭店的厕所里，抽了起来。

　　后来，春分依然会给儿子打电话，问问他最近累不累？吃得怎么样？没再提过一句钱的事儿。

　　这次，他对飞飞彻底死心了，自己铤而走险，卖命赚来的钱，又付之一炬，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就不是富贵命，“有再多钱也拿不住，总要糟蹋完”。

　　他说，飞飞小时候，第一次带他去放风筝，风筝挂在供水站的围墙铁丝上下不来，飞飞急哭了。

　　春分心疼孩子，觉得围墙不高，就爬上去解，一下没抓好，墙头防爬的铁丝结上布满的尖刺，在他胳膊上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，血浸出来衣服袖子，流了一手，但春分硬是忍着疼，把风筝解下来。

　　2010年，第一次吸毒，春分是为了享受，寻求快乐和刺激，但和不能给飞飞好生活比起来，戒掉毒品的痛苦对他来说，不算什么。

　　而2018年底第二次吸毒，春分是为了“不痛苦”，就像喝酒一样，想借毒品消愁，他每天夜里都要抽上几口。

　　2019年2月16日，春分在饭店里吸毒，被服务员举报给公安，尿检结果检测出呈阳性，那时候正是禁毒百日行动，力度很大，应收尽收，春分被抓进我所在的强制隔离戒毒所。

　　春分最后没因为制毒坐牢，是因为扫黑除恶开始后，吴老板就跑路了。而且，毒品提纯前后都不属于春分，他只是负责加工一次，严格来说，不算制作毒品。

　　大厨春分现在又拥有了一个新厨房，戒毒所伙房，他负责强戒所几百戒毒人员的一日三餐。

　　春分穿着白色工作服，胸口印着“味道”，层层溅上的厚油泥发亮发黑，领口露出戒毒人员的蓝色校服，脚上的雨鞋到小腿高，粘着脏水渍和烂菜叶子，只有蒙在脸上的口罩崭新，按所里卫生要求，必须一天换一次。

　　他端着炒瓢在电灶台上呛肉，回头和我说话。“队长，你尝尝羊肉，我没多放辣子，也挺有味，我切丁小，这样调料挂多。”春分往我铁饭缸里填得冒尖。

　　他顺势蹲在伙房值班台桌子跟前，“高管教，方便的话，我给我儿去上个电话。”

　　“当爹当成这样也真可以，都进强戒所了，还遥控指挥？”话虽这么说，我还是把电话递给他。

　　春分踏实又能吃苦，大队让他当伙房组长，这里有好几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，春分像带徒弟一样，非常耐心地教他们做高难度的菜肴。

　　2019年，戒毒局举办戒毒人员职业技能比赛，春分还带团队得了“团体一等奖”。

　　全队无论民警还是学员，都知道春分是个好厨子，还是个溺爱儿子的父亲。他天天念叨飞飞，但凡有点空闲，就想给儿子打电话。

　　今年一二月份，冬天，还没爆发新冠疫情，一个伙房年轻学员半夜发高烧，正好我值夜班，赶忙带人去所里医疗中心，春分是小组长，也爬起来穿衣服一块跟来帮忙。

　　年轻学员二十五六岁，高烧39度多，脸色惨白，四肢僵得不停抽搐，浑身打冷颤。

　　春分握住学员的手，不停地搓揉，搓了一个多小时没停，直到搓红、搓热。大冬天的，春分只穿一件单衣，搓得满头是汗。

　　春分抬起学员的手，举到我面前，“队长，你看，这手僵的像个直棍......在我们老家，这就叫‘手笨’，不巧，干不了精细的活，就这以后还要当厨子，哈哈哈！”

　　我和病床上的学员都被他逗笑了，我比“嘘”的手势，“太晚了，不要影响医务所的大夫休息。”俩人赶紧收声。

　　沉默了半分钟，春分抬起头看我，“我家飞飞也是手笨，和这一样......”说完，他脸上泛起笑容。

　　从前有个住在庙里的穷鬼，穷到讨饭也天天烧香，祈祷发大财。财神显灵，说这穷鬼不能有钱，因为扶不住财。

　　于是第二天，穷鬼和朋友来烧香，发现香炉里插不进，挖开，里边有个金元宝。但是朋友也看见了，两人合计把金元宝对半分了，都过上好日子。

　　随后朋友打算去买饭菜回来庆祝。结果穷鬼不甘心，想独吞元宝，拿着锄头蹲守在门口。

　　朋友一进门，啪，被穷鬼打死了，饭菜散落一地。穷鬼吃完，发现里边有毒。原来朋友也想独吞这个元宝。

　　春分说，自己和儿子就是那个扶不住财的穷鬼，像吴老板说的那样，接不住烫手的钱。“横财不富命穷人，我啥也捞不着还进了强戒所，都是因为钱。”

　　高一丈却告诉他，错的从来不是钱，而是人的过度贪欲。这玩意儿使人不知好歹，把催命来的吴老板看成了财神，把毁了自己半生的看成了金元宝。